元大都时期，西四一带与钟鼓楼、灯市口并称“三大闹市”。在这一繁华的商业区内，有一个交易活羊与羊肉的地方，俗称“羊市角头”，意思是人烟稠密的贩羊市场。到了明朝，那里属于咸宜坊，因羊肉店铺林立，又聚集着大量喜食羊肉的居民，便有了名称——羊肉胡同。
羊肉胡同 摄影：范志芬
这条古老的胡同东起西四南大街，西至太平桥大街，全长820米。晚清时期，嘈杂的胡同里竟有一座翰墨飘香的宅院。这座宅院的旧门牌为羊肉胡同24号，现为羊肉胡同73号、75号，而它的主人是清末进士、书法大家冯公度。
羊肉胡同有三个地标
历史上，北京曾有多条“羊肉胡同”，但后来陆续改了名称。比如，前门大街的羊肉胡同改称耀武胡同，菜市口南的羊肉胡同改称南大吉巷，建国门内的羊肉胡同改称洋溢胡同，崇文门外的羊肉胡同改称羊市口街，牛街的羊肉胡同改称牛街四条。至于更名的原因，或因功能转换，或因规范用字，或因地名雅化，或者三者兼而有之。比如，清代因羊肉商铺众多而得名的建国门内羊肉胡同，在民国年间商业色彩淡化，因而更改为雅致的洋溢胡同。
到1965年整顿规范地名时，只有西四羊肉胡同保留了原称。西四羊肉胡同不仅没有更名，还将北边的阴凉胡同、北褡裢胡同、炭厂胡同和南边的南褡裢胡同、财神庙并入，统称羊肉胡同。从此，这五条胡同成了羊肉胡同的岔道儿。
西四羊肉胡同的名称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，也许是因为历史悠久，见证了元代以来北京商业格局与饮食习俗的变迁。元人李好古的杂剧《张生煮海》中有一句台词：“你去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。”由此可知，作为羊肉胡同雏形的“羊市角头”在元代已经形成，位置与砖塔胡同相邻。而作为地名，羊市角头比砖塔胡同的使用频率更高。砖塔胡同因万松老人塔得名，在元人熊梦祥所著《析津志》中，万松老人塔被称作“羊市塔”，这是就地理位置而言。以羊市确定万松老人塔的方位，说明羊市角头的知名度高于古塔。
到了清代，羊肉胡同属于镶红旗，尽管延续了商业属性，但随着羊市南迁，不再售卖羊肉。“羊肉胡同”作为地名被保留下来，成了一个记忆符号。
如今，羊肉胡同遐迩闻名的地标有三个。一是地质礼堂，其前身为李四光讲习所，现为开心麻花剧场。二是中国地质博物馆，馆内收藏的55万余件地质标本，涵盖了地质学的各个领域。三是珠宝交易中心，羊肉胡同经营玉石、钻石等珠宝的店铺曾达数十家。
在羊肉胡同这一氤氲着烟火气息的奇特名称下，竟然聚集着文化、科普、珠宝元素，这正是世事变迁的奇妙。现在，“羊肉胡同”这一名称已入选传统地名保护名录。
冯公度有三个身份
羊肉胡同73号、75号是晚清传奇人物冯公度住过的地方，现为民居。75号院临街，门楼古色古香；73号院位于胡同北侧一条窄巷的尽头，院门旁边的墙壁上有一块方形标牌，上面的文字为“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——冯公度故居”。
在冯公度入住之前，这座宅院的主人为陆润庠。陆润庠是同治年间的状元、光绪年间的吏部尚书、宣统年间的东阁大学士，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，也是保皇派代表人物。1915年，陆润庠去世。1920年，冯公度购得此宅，并进行了扩建。此后，冯公度一直居住在这里，直到1948年离世。
当时，这座坐北朝南的豪宅为五进院落，共有房屋130余间，居住着冯公度全家及佣人、寄居客等50余人。位于羊肉胡同的宅门为广亮大门，外有上马石，而后门位于羊市大街（阜成门内大街）。宅院南北进深120余米，分中、东、西三部分；中轴自南向北依次为倒座房、南客厅、北客厅、垂花门、上房、后罩房、马号院门、后门；东轴自南向北依次为祠堂院（蕴真堂）、小东院、煤棚、菜园（地窖入口）、温室；西轴南侧是个独院，北侧是马号。
冯公度有三个身份，他是一名官员，曾任海军部军枢司司长、海军协都统；他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，在书法、篆刻、考古、文物收藏与鉴赏等多个领域均有建树；他还是一位实业家、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是一位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爱国志士。
作为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之一，他提出了“挽中国之利权，杜外人之觊觎”的主张。这家电力企业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民用电灯公司，位于前门西顺城街26号，即现在的前门西大街41号北京供电局院内。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于1905年创办，次年正式发电，历经33年，为北京地区的电力发展贡献巨大。此后，冯公度又创立了电气学校，致力于电力人才的培养。日伪时期，他辞去一切职务，深居简出，坚守了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和气节。
冯公度去世后，他的家人按照他的遗愿，将其毕生所藏147件古玩文物、17650册书籍以及蕴真堂石刻等，悉数捐献给了国家，印证了他在《公度自挽诗》中所表达的家国情怀。
冯恕款诗文锡罐
榜书遍及旧京店铺
冯公度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，书法篆刻造诣尤深。他的楷书取法颜真卿、钟繇及魏碑，又融入金石气韵，凝练遒劲，气度恢宏。上世纪初叶，北平流传着一种说法：“有匾皆有恕，无腔不学程。”恕，即冯公度（姓冯，名恕，字公度，号华农）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凡有牌匾的地方就有冯公度的字。
至于冯公度究竟题写了多少牌匾，我在史料中没有找到统计数据，但“无匾不恕”的说法颇值得玩味。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夸张，却足见人们对“恕匾”的青睐。撇开店铺的生意不说，挂上了冯公度题写的匾额，便是一件体面光彩的事。当时，向冯公度求字的北平老字号商家络绎不绝，现存的匾额还为数不少。
1921年至1927年，冯公度主持完成了“蕴真堂”石刻。“蕴真”二字，取自光绪皇帝御赐的“蕴真惬遇”匾额。石刻共五十四方，精选了元代以前未曾刻石或刻石已失传的作品39件，这套石刻集书法、篆刻艺术于一体，是现代石刻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珍品。1927年至1929年，冯公度又将多年收藏的青铜器铭文及个人鉴赏考证文字进行整理，精心刻在形状各异的歙砚、端砚上，共计132方。1930年，这些刻石被编成《冯氏金文研谱》一书，收录青铜器135件、铭文8629字，为后人研究青铜器留下了珍贵资料。
作为文物鉴赏和收藏家，冯公度还参与拯救了一件国宝——毛公鼎。在西周青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毛公鼎，腹内铸有铭文。其铭文气势宏伟，结构庄重，笔法严谨，线条的质感饱满丰腴，圆润而厚重，堪称金文书法的典范，史料价值亦非同寻常。毛公鼎于道光末年出土，由于价值连城，历经坎坷。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，古董商苏亿年收购后运到北平，金石学家陈介祺以重金购得。陈介祺病逝后，转入两江总督端方之手。后来，端方后人将毛公鼎抵押给了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。冯公度、叶恭绰等人闻讯，紧急筹集资金3万元，将毛公鼎赎回。这个拯救国宝毛公鼎的故事，在当时的京城文化界传为佳话。
书法篆刻以外，冯公度酷爱吟诗。晚年，他常与叶恭绰、张伯驹等一起唱和，并留下诗作数百首。这些诗既有时政评论、山水抒情、往事追思、人生感悟，也有往来应酬的应景之作，可谓其人生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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